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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历史: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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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 2017-11-14 09:05:52来源: 中国青年报

老头老太太们人手一个用来买菜的小拉车,今年62岁的蔡大成每几个月就要用坏一辆——不是因为买菜,而是因为买书。他藏书成痴,每逢周末,就拉着小车去北京潘家园等地,淘人物传记和口述史书籍,常常满载而归。小车的轱辘被数十本沉重的书籍压得吱吱作响,用不了多久就会宣告报废。

11月10日晚,在口述历史国际周2017特别发布会——第三届“口述历史在中国”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,蔡大成把多年收藏——近两万本人物传记、回忆录、口述史、日记等书籍资料,无偿捐赠给了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,在该中心开设“国卿传记馆”,免费向公众开放,希望“以每个人的故事铸造国家信史”。

蔡大成、王斌、梁鸿、敬一丹等依次登台,讲述了自己的中国故事。

“你们经历了什么,为什么不告诉我们?”

“我收藏的第一本书,是商务印书馆1977年出版的《拿破仑一世传》。”蔡大成回忆起自己与传记收藏的缘起。

1977年夏,在陕北农村插队的蔡大成听说《拿破仑一世传》在延安甘泉县城的新华书店有售,就步行往返140里地到县城买书,“花了3块多钱,相当于我两个月的收入,那时我一天的工分也就7分钱”。

书中,拿破仑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:“在每个士兵的背囊里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棒。”当时的蔡大成对这句话并不理解:“像我们这样每天在黄土高原上锄草种粮食,能有怎样的发展呢?”

也是这一年,曾在小兴安岭一个基层广播站当了近5年播音员的敬一丹,正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在北京广播学院读大一。当时她还不知道,自己会是“最后一代工农兵大学生”。当年10月,国家宣布恢复高考;次年,蔡大成考入西北大学政治经济系。

拿破仑的话在遥远的中国也得到了印证——在接下来的岁月里,无数曾经的“士兵”挥舞起了人生的指挥棒。蔡大成曾供职于中科院,后投身律师行业,与各种悲欢离合打交道,站在央视舞台上的敬一丹,以提问为天职——他们都成了收集故事的人。

在开幕式上,敬一丹说:“我经常在想,如果以后年轻人说,‘你们经历了什么,为什么不记住?为什么不告诉我们?’ 我们该怎么回答呢?”

那些在教科书上被浓缩为只言片语的历史,可能是千万普通人的跌宕记忆。比如,“从1974年到1976年,由于‘四人帮’的干扰破坏,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……”学过历史课本的年轻人,对此都不陌生。然而什么叫“崩溃的边缘”?每个人的个体记忆是不一样的。对1976年的大学生敬一丹而言,那意味着“想吃面条而不得”。

“那时我特别想吃面条,但只有你成为病号的时候,食堂师傅才可能给你做碗面条。”敬一丹回忆,“终于有一天,我生病了。我把病假条递给食堂师傅,然后开始等待属于我的面条。”她边等边想:“面条里面有金灿灿的荷包蛋吗?里面一定也有红色的西红柿和绿色的菠菜葱花吧?如果碰见其他同学,她们也想吃我的面,我是给还是不给呢……”正想着,一碗面放在了她面前。没有鸡蛋和蔬菜,“只是黏糊糊的一碗”。敬一丹愣了几秒,端起面来吃光了。

类似这样的故事,被她和同学们写进了《我——末代工农兵学员》一书中,并藏于国卿传记馆。

他背着满身乐器边走边唱,写出了《歌唱祖国》

总有一些历史时刻动情动魄,而创造这一时刻的平凡人物却并不自知,《歌唱祖国》的词曲作者王莘便是如此。在开幕式上,王莘之子王斌讲述了《歌唱祖国》背后的故事。

1949年,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莘参加了开国大典。在观礼台上,看到游行的队伍群众都喊着口号,心想如果大伙儿能唱着一首歌通过天安门广场该有多好!庆典结束,王莘就开始了创作,但在一年中写了许多首,都未能传唱。

转折点发生在1950年9月14日。那天,王莘到北京西四一家店铺给乐团采购乐器,“左肩右肩各背一支长号,左手右手各提一支圆号,小号、长笛、黑管、双簧管,则用麻绳栓在一起挂在脖子上”,狼狈又开心地一步一步“蹭着”往前门火车站走。

路上,他忽然看到五星红旗在秋风中飘扬,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们正在列队练习,准备庆祝建国一周年。那一瞬间,动听的旋律突然闪现在王莘的脑海中,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胜利歌声多么嘹亮,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,从今走向繁荣富强……”

腾不出手记录词曲,王莘怕自己忘掉,就边走边大声唱,他被自己感动了,“迎着秋风,眼泪被吹得往后流”。上了火车,随着隆隆的车轮,窗外的景物被迅速抛在后面。王莘文思如泉涌:“越过高山越过平原,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……”

回到天津,王莘就向媒体投稿,没想到却被婉拒了,理由是“旋律不像中国歌”。王莘不服气,就亲自跑到工厂、码头、学校教群众唱。这首歌朗朗上口,很快就在北京、天津等地传唱开来。1951年9月15日,《歌唱祖国》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,从此逐渐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华侨喜爱并传唱的歌曲。

2007年10月1日一大早,年近90岁高龄的王莘坐在轮椅上,由家人推着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。当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知道这位老人就是《歌唱祖国》的作者时,集体向王莘敬了军礼。

半个月后,王莘病逝。同年11月28日,也就是在老人离开后的第43天,“嫦娥一号”探月卫星从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向地球发来了《歌唱祖国》的雄壮歌声。王斌说:“父亲的《歌唱祖国》被‘嫦娥一号’带上了太空,还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上被全世界几十亿人聆听。这是父亲在背着满身乐器边唱边走时,所想象不到的。”

堂吉诃德式的农民想做“事业”

“我想做事业。”学者梁鸿的堂哥、一名离开梁庄到东莞打工的农民,这样告诉她。在梁鸿看来,这几乎算得上是堂吉诃德的呓语了,可她还是决定把堂哥的故事记录下来,因为“像这样与风车作战的人有千千万万”。

跟着堂哥来到东莞是2011年8月,梁鸿记得“阳光明亮到就像刀一样刻在你的身上”。梦想做服装生意的堂哥每天都开车去进货,胳膊被晒出了不同的颜色。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,他赔了很多钱。

但堂哥不气馁,他觉得自己是能为社会作贡献的。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,他就曾花费6万余元——是他当时打工20多年攒下的总资产的1/3——在小货车里塞满了矿泉水、饼干、卫生纸等物资,和他的小舅子轮流开车,行驶了两千多公里把物资送到灾区。梁鸿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,他回答,自己每天看电视上关于地震的新闻,每天都哭得非常伤心,于是觉得“应该做点儿什么,如果不做,就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”。

“这样一个自己还在为生活挣扎的人,没有名没有分,没有人去报道他,他的善举并无人知。他在做这件事时,心中并没有任何期许。”梁鸿顿时感到有些羞愧,“我挣得远比他多,我能做到他这样吗?”

梁鸿问堂哥,为什么对“事业”二字这么看重?堂哥说:“因为我想成为一个有点儿成功的人,而不仅仅是别人眼里的小商小贩。”

梁鸿感慨,尽管堂哥不太被旁人理解,但在堂吉诃德式的堂哥身上,有一种真正的光亮,“昭示着我们的内心可能过于黯淡了”。“在他们身上可能有让你感到不自在的东西,但就是这种不自在让你思考,让你内心有某种羞愧。”梁鸿说。

国家之史由百姓之史连缀铸造而成

在开幕式上,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说:“因为口述历史,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得到了发声的机会。”

这也正是蔡大成把传记馆以“国卿”命名的原因之一。“国卿”二字分别取自蔡大成父母的名字,但也有另一层寓意:“‘国’非专注国家栋梁,泛指国人;‘卿’非特指王公卿相,实乃同胞敬称。”《资治通鉴》有载,安史之乱平定后,唐肃宗见郭子仪曰:“吾之家国,由卿再造。”在蔡大成看来,国家之史,是由百姓之史连缀铸造而成。

陈文申介绍,迄今为止,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已经收集了5000多人次、数百万分钟的口述历史资料,加之“国卿传记馆”的所藏,该中心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口述历史库藏,吸引世界各地的学者前来查询。

这里藏着很多你无法想象的故事:有人说自己为了挣彩礼钱,漂在太平洋的货船上当打工仔;有人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下岗的中年男人,每天吃着泡面,背着英语单词;有一个刑满释放人员,开办了全国规模第三大的旧机动车交易中心,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也全部是刑满释放人员;有一个曾在新疆插队的知青,回忆起自己两年才洗了一次热水澡,而且是用一口大锅烧水,和同伴们一起雀跃地跳进了锅里……

口述历史国际周于2015年发起,至今已成功举办3届,吸引了来自中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德国、英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印度、新加坡、蒙古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数千位口述历史同仁的参与。

(责编:tibet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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